深度思考：互联网产业的困境与进化
在互联网、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互相结合、互相支持的运作机制下，依托“互联网产业资本市场估值特权”而制造的造富效应是十分惊人的。在这种造富效应的烘托下，互联网产业必然产生一系列的政治、社会、文化影响。这些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它会反馈给科技、产业，影响基本的生活态度，进而影响人类未来的命运。
互联网公司在获得人类社会高科技公司的代表资格之后，开始塑造文化尤其是高智商、高技术人群的文化。如果将1920-1970年代的科技文化与如今互联网为首的科技文化作对比，就能发现两者气质很不一样。在1920-1970年代，从早期的航空到后来的航天，代表了一种强有力的生产型文化，那时赞美这种社会进步的艺术如装饰类风格（ART DECO）等，富有男性阳刚美，大有“改天换地舍我其谁”的气概，这在美、苏、德、日、韩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是类似的。
但到1980年代末之后，这种“边疆开拓”的风格就悄然消退了。这种蜕化鲜明地反映在某些行业的研究重点上，比如航天，1990年代以前主要是对地球以外的探测，对地球主要是搞卫星通讯；1990年代以后，由于“发明”了气候变化理论，西方航天主流一个劲地研究地球本身，地球以外研究领域配置资源占比下降。这是人类前沿――科技行业的重大气质转折。
当然，这时候中国出现了，因为没有太多受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延续了西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黄金时代的思维，一举成为世界工业中心，西方大工程领域的大批精英纷纷投靠中国，直到如今大量发展中国家被中国模式所吸引，群起响应“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而西方进入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近几年社交-移动互联网时代后，很多公司一方面说是高科技公司，另一方面又特像时尚传媒公司，“小清新”味道很浓，与此前“边疆开拓”的科技气质已经非常不同。
那么，人类科技系统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它未来会怎么发展？有没有可能再把过去的优秀成分拾起来形成新的文化？这关系到全球科技产业下一步提高的可能性，进而影响资本市场价值创造的性质――是有着坚实的实体基础还是浮夸的泡沫。需要说明的是，互联网走到今天这步有着复杂的缘由，和1920-1970年代西方科技繁盛期的理念并不是截然两条路的，它的起源其实包含了后者最优秀的文化元素，但因为其他因素的渗透出现了“变异”，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
工业时代后期科技机制的难题与“极客资本主义”的诞生
工业时代开启后，科技类人才获得普遍尊敬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形成了系统性培养工程师的传统。一大批技术人才转变为企业家，取得社会的尊敬。此时的科技企业家，集科技、探索、企业、资本于一身，主要体现的是开拓边疆的气质，颇具“征服自然”的男子汉气概。但是，随着技术进步的要求，工业生产日趋复杂，对应管理系统也快速进化成复杂的科层制，组织设计及管理本身成为一门学问。
这样的组织机构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优势在于机构庞大，经营稳定，有充分的剩余来养活其内部的研究所。在这些研究部门里，一些耐得住寂寞，对创办企业没有欲望的纯技术天才能够创造出让人惊叹的基础性产品，为后世再次技术起飞创造基础。比如，一度垄断美国电信行业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旗下的贝尔实验室，先后发明了射电天文学、半导体、激光、信息论、UNIX操作系统、C语言和C++语言，实现了商用微波通信、商用通信卫星……几乎整个现代信息产业的基础就在那里诞生。其弊端是企业有动力维持垄断高利润，经营改进的动力放缓（AT&T经营的呆板是惊人的），后台慢慢地也就按部就班――大部分科研人员也就是平庸的，要由少数书呆子天才来产生闪光点，而这些闪光点有时会因为前台经营的慵懒而被应用缓慢。总而言之，“经理人资本主义”锐气减弱，但蕴藏了大量潜在的人类科技财富。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才怎么办？体系内偶尔能出全才，其中有的人很可能得到快速提升，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全才往往痛恨这个体系，最后成为改革者（比如通用电气的韦尔奇）。另一种技术性人才则选择了反叛：他们要么从这样的体系里离职创办新公司，要么干脆就不加入这样的巨人而另起炉灶。这样的文化最早诞生于1960年代――西方已经相当富足同时又比较平均的年代，年轻人学习了知识，又没有经历过战争，倾向于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就是极客文化（Geek）的来源。
这个群体中有很多天才，他们不甘心于当螺丝钉，而有兴趣了解各种事情，并付诸于个人实践――包括制造新奇玩意，进而创造公司。极客文化的大本营之一就在加州――一个美丽、富足、温暖的地方。到1970年代，以半导体、电子产业为核心的信息产业已经经历了资本市场追捧的热潮，加州硅谷及其风险投资机制正在启动。而技术进步使得计算机从大型机开始小型、微型化发展，计算机的文化形象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军工联合体科层体系”的“监视工具”（好比《1984》老大哥的探头）变成个人自由的万能工具。于是一些投资人开始促成大量小团体的科技发明转化为企业（比如马库拉促成乔布斯及其伙伴成立苹果）。这些新诞生的企业，相对于老一辈信息企业如IBM，早期就是小不点，在西方文化中有“大卫对抗巨人哥利亚”的道德感。
很自然的，这样的新创科技企业又吸收了1960年代学生运动（加州伯克利正是美国左派学生运动的心脏）、嬉皮士“重归田园”运动的叛逆色彩，崇尚个人自由，并把这种意识形态注入企业经营的口号里。虽然这些企业成熟后，其内部经营仍然充满政治斗争与领导专断（比如苹果），但在产品设计、宣传口号上则高喊消费者自由，并以此得到已经中产化的社会的支持。极客得到风险投资进而资本市场的追捧，从而产生“极客资本主义”。这种文化底子为1990年代互联网发展时的基调做了铺垫。
美国资本市场大慢牛对“轻产业”的追捧及变迁
1980年代“大慢牛”盘活了美国资本市场，自然需要有新的内容充实其牛市根基。资本的欲求天然地追逐具有爆炸性增长潜力或想象的领域。1980年代的产业寻找选择了电信（通信）产业，并期望于整合广电、传媒产业。原因是这个领域比较“轻”，而且人的通信需求看起来是无穷无尽的，增长空间大。
以资本青睐“爆炸性增长”的标准来选择产业，选择信息产业并最后选择纯信息的互联网产业是必然的。与传统工业相比，信息内容被认为更可能可实现爆炸性增长。这个领域不涉及物质（至少到2013年智能硬件兴起前是如此），各种开发都在相当表层的应用层面（网站做到巨型之后才要考虑架构优化问题），而且始终不需要什么生产设备（巨型网站最多也就需要堆海量服务器），所以至少在创业阶段可以“很轻”。当然，和传统通信产业相比，强调信息获取便捷性和免费性，但内容又只是纯信息本身的互联网产业更难从实体经营中获取收入，因此，如笔者分析互联网公司资本市场的奥妙所显示的，美国资本市场参与者修订了资本市场规则，建立事实上的“互联网公司豁免权”，对互联网公司不再计算信息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而追求信息量或某个业务指标量（如注册用户数）本身的增长，做出信息爆炸的样子。
同时，又对长期成本支出（如技术研发尤其是基础技术研发）有着本能的厌恶，只对能带来指标量爆炸性增长的支出感兴趣。这使得互联网公司天生带上了传媒行业的基因。自1995年网景上市以来，互联网一直是风投的重点，近五六年甚至成为美国风投财富创造的绝大部分源泉，而高科技行业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带上了传媒产业色彩，与以往的科技产业乃至1990年代以前信息产业形成强烈对比。
互联网产业追求眼球的“传媒产业”天性及其后果
互联网产业因为是纯信息产业，只要找对门路，所以可以脱离上下游的物质羁绊而爆炸式发展。这种形象与“极客”文化气质正好相符合，于是成为新世纪最好的“企业英雄”。1990年代以来，整个科技产业传媒越来越倾向于渲染明星企业、独行侠或明星团队，而不再提及大产业系统的复杂性。同理，投资它们的天使、风险投资人以及先创业再转化为风投的个人，也成为类似的英雄。这就是美国近二十年“明星企业”道路的特点。这样一条道路媒体性极强。这是由信息产业技术和本身业务内容两方面决定的。
从信息产业技术方面来看，随着基础技术的阶段性成熟，就会出现“模块化”的现象，也就是新从业者不需要从底部干起，底层技术可以以“模块”的形态直接使用，这使得应用层面的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傻瓜化”。举一个相近领域的产业――手机制造业来说明，2005年以前，手机是高端产品，只有诺基亚、摩托罗拉公司能生产，但是亚洲一些电子、芯片企业将手机核心部件模块化，它们的动力就是让更多的老板能够生产手机，不再为少数手机的发明企业垄断，扩大其下游市场。
于是手机生产的门槛大大降低，这就有了深圳的山寨手机进而山寨智能手机的繁盛。但是当门槛普遍降低的时候，手机这个领域的竞争焦点就前移到市场营销方面，当门槛进一步降低到有一定资源的个人也可以做自己的品牌手机的时候，竞争就更下移到口碑传播方面，于是会编段子的脱口秀演员而不是工程师型企业家就更容易赢得媒体聚光灯的青睐。这个产业的媒体性就大大增强。
互联网也是这样，由于西方开源社区的贡献，开发流程模块化，网站、手机应用开发难度大大降低，行业竞争焦点转移到抢占用户、UI界面的简洁靓丽上，美术人才而非技术人才成了关键。中国2013年以后“互联网思维”满天飞，一些年轻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是这个机理所致。
从互联网本身业务内容上看，它天生倾向于媒体化。由于生产领域的系统性要求比较强，一个企业单点突破基本不可能，所以美国互联网近十年的主要突破点都在消费、社交等非生产领域。互联网诞生之初，因为本身内容免费，最后选择的商业模式只能是广告，这就是媒体行业的商业模式，所以谷歌本身就类似于媒体的广告部。2005年以后，形形色色的社交互联网干脆自身就是个媒体。实际上这已经是个媒体行当而不是一个科技行当了。
而互联网的中心在加州，加州又恰恰是西方左派思潮的大本营（反对大工业大公司、“环保”、气候变化、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动物权利、“不作恶”……），各种互联网企业或者为了迎合第一批用户的需求，或者自身创立者就是左派媒体、社区工作者（如Twitter创始人），无不把自己的外表风格、经营风格整得非常的“文艺范”、“小清新”。而这些思潮由于普遍不能带来经济利益甚至是“负经济利益”，或者经不起科学的推敲，所以特别重视媒体传播，需要用“压倒声势”的宣传来站住脚。于是两者一拍即合，新兴社交-移动互联网公司用加州文艺风格，推送西方左派内容，西方左派运动借它们推销自己，发展社会运动，并成了“高科技”这个词语的定义者。这正是西方左派政治代表人物希拉里那么喜欢Facebook、Twitter的原因。
更进一步的是，由于互联网创业技术门槛大大降低，大量本来没什么经济地位的左翼社会人士开始互联网创业，并通过资本市场对互联网企业的热捧，也能实现以前不可想象的数十亿美元身家――比如估值百亿美元以上的Airbnb，创始人就是个加州风格整天闲游的背包客。至此，信息产业的文化风格走向了其诞生时的反面――IBM的创立者老沃森和半导体发明者兼企业家肖克利都是非常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初衷是为生产、军事服务。
但是，具有强烈传媒性的移动互联网的大发展其实对科技进步有着强需求――因为它催生了对大量高质量的图像、声音、视频的需求，带来了海量数据的传输和处理需求，这需要强大通信技术的支撑。可是经过前几年通信产业的优胜劣汰，西方通信设备企业已经没有几家能支撑研发这样的技术。华为领导人任正非这几年常说“要抢占大数据的战略制高点，占住这个制高点，别人将来想攻下来就难了……小孩拿着手机啪啪啪拍照不删减就往数据中心传，流量超几何级数的增长……华为要做太平洋那么粗（信息）管道的铁皮，全世界能做的没几家”，就是针对这个趋势说的。这个大数据才是真正的大数据技术，硬骨头。
事实上，正是这几年在中国悄然完成的光通信宽带革命支撑了新出现在公众眼前的互联网电视、智能手机产业。如果在西方设备企业已经无法完成这一社会需求的时候，中国的集成电路、光通信、无线通信技术能继续像任正非所说的那样取得主导地位，那么中国就能在未来人类生活――不管它走哪种内容路线――把握住其科技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必须扶植互联网之外的信息技术“中坚”企业。
以上述这种“媒体化”的趋向，互联网领域的成功企业表现出几个重要特点：
所以从内心上来说，互联网人和19世纪后期以来的那些创业资本家的心态有很大不同，后者相信边疆无限，资源可以不断地被发现并转换成可利用的形态，是乐观派，而前者则认为资源有限，必须先下手为强，而且要主动攻击置对手于死地，在对手处于萌芽状态时就消灭它，这是一种深沉的悲观派，中国互联网圈内崇拜《三体》这部科幻小说就是这种心态的极好反映。而这种基于资源有限的深沉悲观正和资本市场上互联网公司被撑得极大的市值（反映了资本的高期望）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真正的互联网精神
今天，互联网思维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同。但上文所述的种种偏媒体泡沫化的现象，显然指向其中的问题。那么，有没有互联网精神呢？笔者相信当然是有的，世界上有真正的互联网精神，应该把它同媒体化、泡沫化的伪互联网精神区分开来。那么，真正的互联网精神在哪里？恐怕要从它的源头说起。
正如在互联网UGC的实践中，精英聚在一起还是精英，垃圾聚在一起仍然是垃圾的结果所暗示的，真正的互联网精神是通过共享的网络平台实现的“精英共和制”和“无限边疆观”。当前的互联网模式已经把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变成了比表层工夫――在中国干脆成了比噱头。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尤其是近几年来的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对既有资源的更有效利用，是创造了很大价值的。但是，这是在生产力老本上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生产力基础还没有被驱动进步。网络本身有可能成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例如，在先进的传输和终端技术的支持下，人们实现知识的快速自动吸收和分享），但这种未来场景靠目前的互联网文化很难实现――因为它意味着生产层面的技术大变革，而当前移动互联网的热门集中在对原有生产力资源的消费上，比如2013年以来最时髦的O2O模式（“线上线下联动”），相当于把人类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方方面面再用互联网走一遍，按照2012年以来美国资本市场的玩法，每个领域都可以创造一个至少大中型市值水平的上市公司。
互联网公司在获得人类社会高科技公司的代表资格之后，开始塑造文化尤其是高智商、高技术人群的文化。如果将1920-1970年代的科技文化与如今互联网为首的科技文化作对比，就能发现两者气质很不一样。在1920-1970年代，从早期的航空到后来的航天，代表了一种强有力的生产型文化，那时赞美这种社会进步的艺术如装饰类风格（ART DECO）等，富有男性阳刚美，大有“改天换地舍我其谁”的气概，这在美、苏、德、日、韩等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是类似的。
但到1980年代末之后，这种“边疆开拓”的风格就悄然消退了。这种蜕化鲜明地反映在某些行业的研究重点上，比如航天，1990年代以前主要是对地球以外的探测，对地球主要是搞卫星通讯；1990年代以后，由于“发明”了气候变化理论，西方航天主流一个劲地研究地球本身，地球以外研究领域配置资源占比下降。这是人类前沿――科技行业的重大气质转折。
当然，这时候中国出现了，因为没有太多受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延续了西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黄金时代的思维，一举成为世界工业中心，西方大工程领域的大批精英纷纷投靠中国，直到如今大量发展中国家被中国模式所吸引，群起响应“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而西方进入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近几年社交-移动互联网时代后，很多公司一方面说是高科技公司，另一方面又特像时尚传媒公司，“小清新”味道很浓，与此前“边疆开拓”的科技气质已经非常不同。
那么，人类科技系统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它未来会怎么发展？有没有可能再把过去的优秀成分拾起来形成新的文化？这关系到全球科技产业下一步提高的可能性，进而影响资本市场价值创造的性质――是有着坚实的实体基础还是浮夸的泡沫。需要说明的是，互联网走到今天这步有着复杂的缘由，和1920-1970年代西方科技繁盛期的理念并不是截然两条路的，它的起源其实包含了后者最优秀的文化元素，但因为其他因素的渗透出现了“变异”，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
工业时代后期科技机制的难题与“极客资本主义”的诞生
工业时代开启后，科技类人才获得普遍尊敬始于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形成了系统性培养工程师的传统。一大批技术人才转变为企业家，取得社会的尊敬。此时的科技企业家，集科技、探索、企业、资本于一身，主要体现的是开拓边疆的气质，颇具“征服自然”的男子汉气概。但是，随着技术进步的要求，工业生产日趋复杂，对应管理系统也快速进化成复杂的科层制，组织设计及管理本身成为一门学问。
这样的组织机构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优势在于机构庞大，经营稳定，有充分的剩余来养活其内部的研究所。在这些研究部门里，一些耐得住寂寞，对创办企业没有欲望的纯技术天才能够创造出让人惊叹的基础性产品，为后世再次技术起飞创造基础。比如，一度垄断美国电信行业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旗下的贝尔实验室，先后发明了射电天文学、半导体、激光、信息论、UNIX操作系统、C语言和C++语言，实现了商用微波通信、商用通信卫星……几乎整个现代信息产业的基础就在那里诞生。其弊端是企业有动力维持垄断高利润，经营改进的动力放缓（AT&T经营的呆板是惊人的），后台慢慢地也就按部就班――大部分科研人员也就是平庸的，要由少数书呆子天才来产生闪光点，而这些闪光点有时会因为前台经营的慵懒而被应用缓慢。总而言之，“经理人资本主义”锐气减弱，但蕴藏了大量潜在的人类科技财富。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人才怎么办？体系内偶尔能出全才，其中有的人很可能得到快速提升，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全才往往痛恨这个体系，最后成为改革者（比如通用电气的韦尔奇）。另一种技术性人才则选择了反叛：他们要么从这样的体系里离职创办新公司，要么干脆就不加入这样的巨人而另起炉灶。这样的文化最早诞生于1960年代――西方已经相当富足同时又比较平均的年代，年轻人学习了知识，又没有经历过战争，倾向于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就是极客文化（Geek）的来源。
这个群体中有很多天才，他们不甘心于当螺丝钉，而有兴趣了解各种事情，并付诸于个人实践――包括制造新奇玩意，进而创造公司。极客文化的大本营之一就在加州――一个美丽、富足、温暖的地方。到1970年代，以半导体、电子产业为核心的信息产业已经经历了资本市场追捧的热潮，加州硅谷及其风险投资机制正在启动。而技术进步使得计算机从大型机开始小型、微型化发展，计算机的文化形象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军工联合体科层体系”的“监视工具”（好比《1984》老大哥的探头）变成个人自由的万能工具。于是一些投资人开始促成大量小团体的科技发明转化为企业（比如马库拉促成乔布斯及其伙伴成立苹果）。这些新诞生的企业，相对于老一辈信息企业如IBM，早期就是小不点，在西方文化中有“大卫对抗巨人哥利亚”的道德感。
很自然的，这样的新创科技企业又吸收了1960年代学生运动（加州伯克利正是美国左派学生运动的心脏）、嬉皮士“重归田园”运动的叛逆色彩，崇尚个人自由，并把这种意识形态注入企业经营的口号里。虽然这些企业成熟后，其内部经营仍然充满政治斗争与领导专断（比如苹果），但在产品设计、宣传口号上则高喊消费者自由，并以此得到已经中产化的社会的支持。极客得到风险投资进而资本市场的追捧，从而产生“极客资本主义”。这种文化底子为1990年代互联网发展时的基调做了铺垫。
美国资本市场大慢牛对“轻产业”的追捧及变迁
1980年代“大慢牛”盘活了美国资本市场，自然需要有新的内容充实其牛市根基。资本的欲求天然地追逐具有爆炸性增长潜力或想象的领域。1980年代的产业寻找选择了电信（通信）产业，并期望于整合广电、传媒产业。原因是这个领域比较“轻”，而且人的通信需求看起来是无穷无尽的，增长空间大。
以资本青睐“爆炸性增长”的标准来选择产业，选择信息产业并最后选择纯信息的互联网产业是必然的。与传统工业相比，信息内容被认为更可能可实现爆炸性增长。这个领域不涉及物质（至少到2013年智能硬件兴起前是如此），各种开发都在相当表层的应用层面（网站做到巨型之后才要考虑架构优化问题），而且始终不需要什么生产设备（巨型网站最多也就需要堆海量服务器），所以至少在创业阶段可以“很轻”。当然，和传统通信产业相比，强调信息获取便捷性和免费性，但内容又只是纯信息本身的互联网产业更难从实体经营中获取收入，因此，如笔者分析互联网公司资本市场的奥妙所显示的，美国资本市场参与者修订了资本市场规则，建立事实上的“互联网公司豁免权”，对互联网公司不再计算信息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而追求信息量或某个业务指标量（如注册用户数）本身的增长，做出信息爆炸的样子。
同时，又对长期成本支出（如技术研发尤其是基础技术研发）有着本能的厌恶，只对能带来指标量爆炸性增长的支出感兴趣。这使得互联网公司天生带上了传媒行业的基因。自1995年网景上市以来，互联网一直是风投的重点，近五六年甚至成为美国风投财富创造的绝大部分源泉，而高科技行业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带上了传媒产业色彩，与以往的科技产业乃至1990年代以前信息产业形成强烈对比。
互联网产业追求眼球的“传媒产业”天性及其后果
互联网产业因为是纯信息产业，只要找对门路，所以可以脱离上下游的物质羁绊而爆炸式发展。这种形象与“极客”文化气质正好相符合，于是成为新世纪最好的“企业英雄”。1990年代以来，整个科技产业传媒越来越倾向于渲染明星企业、独行侠或明星团队，而不再提及大产业系统的复杂性。同理，投资它们的天使、风险投资人以及先创业再转化为风投的个人，也成为类似的英雄。这就是美国近二十年“明星企业”道路的特点。这样一条道路媒体性极强。这是由信息产业技术和本身业务内容两方面决定的。
从信息产业技术方面来看，随着基础技术的阶段性成熟，就会出现“模块化”的现象，也就是新从业者不需要从底部干起，底层技术可以以“模块”的形态直接使用，这使得应用层面的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傻瓜化”。举一个相近领域的产业――手机制造业来说明，2005年以前，手机是高端产品，只有诺基亚、摩托罗拉公司能生产，但是亚洲一些电子、芯片企业将手机核心部件模块化，它们的动力就是让更多的老板能够生产手机，不再为少数手机的发明企业垄断，扩大其下游市场。
于是手机生产的门槛大大降低，这就有了深圳的山寨手机进而山寨智能手机的繁盛。但是当门槛普遍降低的时候，手机这个领域的竞争焦点就前移到市场营销方面，当门槛进一步降低到有一定资源的个人也可以做自己的品牌手机的时候，竞争就更下移到口碑传播方面，于是会编段子的脱口秀演员而不是工程师型企业家就更容易赢得媒体聚光灯的青睐。这个产业的媒体性就大大增强。
互联网也是这样，由于西方开源社区的贡献，开发流程模块化，网站、手机应用开发难度大大降低，行业竞争焦点转移到抢占用户、UI界面的简洁靓丽上，美术人才而非技术人才成了关键。中国2013年以后“互联网思维”满天飞，一些年轻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也是这个机理所致。
从互联网本身业务内容上看，它天生倾向于媒体化。由于生产领域的系统性要求比较强，一个企业单点突破基本不可能，所以美国互联网近十年的主要突破点都在消费、社交等非生产领域。互联网诞生之初，因为本身内容免费，最后选择的商业模式只能是广告，这就是媒体行业的商业模式，所以谷歌本身就类似于媒体的广告部。2005年以后，形形色色的社交互联网干脆自身就是个媒体。实际上这已经是个媒体行当而不是一个科技行当了。
而互联网的中心在加州，加州又恰恰是西方左派思潮的大本营（反对大工业大公司、“环保”、气候变化、女权运动、同性恋权利、动物权利、“不作恶”……），各种互联网企业或者为了迎合第一批用户的需求，或者自身创立者就是左派媒体、社区工作者（如Twitter创始人），无不把自己的外表风格、经营风格整得非常的“文艺范”、“小清新”。而这些思潮由于普遍不能带来经济利益甚至是“负经济利益”，或者经不起科学的推敲，所以特别重视媒体传播，需要用“压倒声势”的宣传来站住脚。于是两者一拍即合，新兴社交-移动互联网公司用加州文艺风格，推送西方左派内容，西方左派运动借它们推销自己，发展社会运动，并成了“高科技”这个词语的定义者。这正是西方左派政治代表人物希拉里那么喜欢Facebook、Twitter的原因。
更进一步的是，由于互联网创业技术门槛大大降低，大量本来没什么经济地位的左翼社会人士开始互联网创业，并通过资本市场对互联网企业的热捧，也能实现以前不可想象的数十亿美元身家――比如估值百亿美元以上的Airbnb，创始人就是个加州风格整天闲游的背包客。至此，信息产业的文化风格走向了其诞生时的反面――IBM的创立者老沃森和半导体发明者兼企业家肖克利都是非常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的初衷是为生产、军事服务。
但是，具有强烈传媒性的移动互联网的大发展其实对科技进步有着强需求――因为它催生了对大量高质量的图像、声音、视频的需求，带来了海量数据的传输和处理需求，这需要强大通信技术的支撑。可是经过前几年通信产业的优胜劣汰，西方通信设备企业已经没有几家能支撑研发这样的技术。华为领导人任正非这几年常说“要抢占大数据的战略制高点，占住这个制高点，别人将来想攻下来就难了……小孩拿着手机啪啪啪拍照不删减就往数据中心传，流量超几何级数的增长……华为要做太平洋那么粗（信息）管道的铁皮，全世界能做的没几家”，就是针对这个趋势说的。这个大数据才是真正的大数据技术，硬骨头。
事实上，正是这几年在中国悄然完成的光通信宽带革命支撑了新出现在公众眼前的互联网电视、智能手机产业。如果在西方设备企业已经无法完成这一社会需求的时候，中国的集成电路、光通信、无线通信技术能继续像任正非所说的那样取得主导地位，那么中国就能在未来人类生活――不管它走哪种内容路线――把握住其科技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必须扶植互联网之外的信息技术“中坚”企业。
以上述这种“媒体化”的趋向，互联网领域的成功企业表现出几个重要特点：
- 其一，著名互联网公司只在人口大国中产生。
- 其二，成功的互联网公司通常是2C（to consumer，面向个人消费者）而不是2B（to business，面向公司型客户）。
- 其三，互联网明星公司获得高估值后，其获得的资金将强化上游那些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已经获得成功的公司（他们在资本市场上已经不再被青睐）的地位。
- 第一，应用大放异彩的同时基础科技储备开始吃紧。
- 第二，放大财富分化。互联网“明星企业”模式会进一步放大财富的分化。
- 第三，UGC平台泡沫。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模式）是2004年前后web2.0（博客、维基是第一批2.0产物）的思想精髓，到社交互联网时代放大，是“互联网思维”的核心。
- 第四，争夺用户导致末日心态。互联网产业重心在于抓用户。
- 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上“打肿脸充胖子”，阅读近几年互联网公司的上市招股说明书，可发现他们特别强调自己的“用户数”，动辄数千万，多则数亿。如果看完若干互联网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可能会很奇怪：为什么它们的用户数那么多但我自己却从来没有使用过，也不曾有印象周围的人使用过。答案是利用“用户定义”的伸缩空间，把那种每月登录一次（社交网站）的注册人也算做用户，通过强调用户数来获取估值――实质上大部分用户形成收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 另一方面，这种对于“人的时间”资源有限的忧虑，又影响了互联网企业家的心态――虽然互联网在不断产生出新的想法，创造出新的边疆，但在“人的时间”这个大陆里面不断加塞新想法将使得互联网世界越来越拥挤，因此对于单个互联网公司来说“资源”是有限的甚至是在萎缩的。
所以从内心上来说，互联网人和19世纪后期以来的那些创业资本家的心态有很大不同，后者相信边疆无限，资源可以不断地被发现并转换成可利用的形态，是乐观派，而前者则认为资源有限，必须先下手为强，而且要主动攻击置对手于死地，在对手处于萌芽状态时就消灭它，这是一种深沉的悲观派，中国互联网圈内崇拜《三体》这部科幻小说就是这种心态的极好反映。而这种基于资源有限的深沉悲观正和资本市场上互联网公司被撑得极大的市值（反映了资本的高期望）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真正的互联网精神
今天，互联网思维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同。但上文所述的种种偏媒体泡沫化的现象，显然指向其中的问题。那么，有没有互联网精神呢？笔者相信当然是有的，世界上有真正的互联网精神，应该把它同媒体化、泡沫化的伪互联网精神区分开来。那么，真正的互联网精神在哪里？恐怕要从它的源头说起。
正如在互联网UGC的实践中，精英聚在一起还是精英，垃圾聚在一起仍然是垃圾的结果所暗示的，真正的互联网精神是通过共享的网络平台实现的“精英共和制”和“无限边疆观”。当前的互联网模式已经把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变成了比表层工夫――在中国干脆成了比噱头。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尤其是近几年来的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对既有资源的更有效利用，是创造了很大价值的。但是，这是在生产力老本上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生产力基础还没有被驱动进步。网络本身有可能成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例如，在先进的传输和终端技术的支持下，人们实现知识的快速自动吸收和分享），但这种未来场景靠目前的互联网文化很难实现――因为它意味着生产层面的技术大变革，而当前移动互联网的热门集中在对原有生产力资源的消费上，比如2013年以来最时髦的O2O模式（“线上线下联动”），相当于把人类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方方面面再用互联网走一遍，按照2012年以来美国资本市场的玩法，每个领域都可以创造一个至少大中型市值水平的上市公司。
